MyDoc的衛爾斯診所

「去研究調查，自己做結論，不要把任何一項建議當做絕對的真理」--葛洛夫(Andy Groff)．p.265．活著就是贏家第十七章

這本由葛洛夫(Andy Groff)口述的傳記，當中的第十七章描寫了葛洛夫如何對抗攝護腺癌的過程，使我印象十分深刻。不只是展現了「資訊不對稱」是如何影響醫療關係以及病人面對疾病的態度。而那種一生不停地面對現實、著眼於解決問題、實事求是追求真相、並勇於逆向操作的創業家精神，更是令我十分感動。

葛洛夫近六十歲左右，1995年，首度確定罹患攝護腺癌。一開始，他只是想自己多了解一下這個疾病，因此應用了在六0年代做矽研究的精神，，直接尋找第一手的原始研究論文，從零學起。當他發現當時，不同科別醫師之間對攝護腺的治療方式，卻是沒有共識，而病人術後的生活品質和後遺症的評估，也是醫師與病人的反應兩極，便決定自己動手研究。

醫學研究一方面基於倫理原則，不可能做真正亂數地決定病人治療方式，一方面，醫師的經驗與偏好也會影響結果，例如：醫師有可能會選擇病人身體情況能負荷開刀，或是疾病本身較有可能經由開刀治癒的病人進行開刀。如此自然造成，使用另一種療法的病人都是結果比較差的。

因此葛洛夫為了克服這種選樣偏差，收集足夠的人數以達到統計上的意義。又因為醫學人員不太會將自己的研究結果與其它人的結果比較，而這在半導體研究是標準實務，所以他不斷地將這些收集到的研究結果做交叉比對。在一連串的自我研究之後，他自己做了一張「資產負債表」來評估所有治療方式的優缺點，不管當時的黃金標準療法是什麼(Golden Standard)，從中選擇符合自己需求的治療方式。他對結果十分滿意。(註：自1972年英國學者Cochrane提出實證醫學的概念，千禧年以來醫學研究也逐漸重視嚴謹客觀的樣本選取與交叉比對。)

就醫過程中，眾醫師從未遇過這種挑戰醫病權力地位的癌症病人，但也因他收集許多第一手資料並自行製作圖表，他也才能與醫師平等地交換意見。甚至在接受放療過程中，他還問技術人員進行放療的電腦CPU是那一種的。得到的回答是二八六，但那時Intel的奔騰(Pentium)早已上市兩年了。

在公開抗癌過程之後，葛洛夫成了自學抗癌成功的專家。他的例子也使我不禁在想，如果醫師本身不相信病人能理性地做決定，而病人本身也放棄面對現實與選擇的權利或是無法取得足夠資訊，那醫病關係必然是無法跳出父權關係。